「美高梅集团注册资金多少」柳德军:陇东事件与国共关系之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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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梅集团注册资金多少,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合作之中始终未能摆脱局部冲突的命运,甚至这种冲突在随着战争形势、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愈演愈烈。是什么因素导致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命运多舛?追根溯源,一是共产党必欲发展强大而不为国民党所制,二是国民党必欲遏制乃至削弱共产党实力以防止威胁自身统治。1938年年底,随着日军大举进攻的暂告停顿,蒋介石便将注意力由对日战场转向国共关系。在关于国共合作的一系列谈判中,蒋介石试图说服中共放弃其军队、政权和地盘的政治理想在无法实现之时,便决心“用军事方法清除要害地区共产党武装力量”,并借此压迫共产党人屈服。对于上述目的,蒋介石曾直言不讳:“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持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由此可见,1939年以后国共之间的诸多军事摩擦,归根结底均源出于此。

1939年1月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在致蒋介石电文中称:“陇东自十八集团军入驻后,已将庆阳、宁县、正宁、环县、合水、固原等县一部分地域划归所谓边区管辖,并以蚕食之手段,逐步向外发展。比年以来,经本府严切防制,虽纠纷摩擦不断发生,而其势力尚局于固有之范围,迄未越雷池一步。”共产党寻求发展与国民党必欲遏制之间的碰撞,最终导致国共之间于1939年4月、12月在甘肃陇东地区发生了两次颇具规模的军事冲突,即陇东事件。由于受史料及视角等因素的影响,学术界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少有触及。鉴于此,笔者以甘肃省档案馆馆藏之“陇东问题”档案为中心,以中共已刊档案及文献资料为依托,系统论述这一历史事件发生之起因与发展之经过,处理之结果,以及国共之间就相关问题进行的一系列交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读抗战时期国共之间合作与冲突共存的矛盾状态以及在冲突中坚持合作的基本走向。

一、合作与冲突并存之陇东政局

抗战时期甘肃陇东各县,政权形态十分复杂。一方面中共在八路军实际占领区域内设立了一系列政权组织,如在“庆阳设化赤县,县治设新镇堡;固原设固北县,县治设苦水掌;环县分设环县及曲子县,(新)环县设环县旧治,曲子县治设环县所辖曲子镇;合水设华池县”。以上各县同属庆环区,专员公署设于曲子县。“宁县设新宁县,县治设齐家川;正宁设新正县,县治设湫头镇,以上二县隶关中区行政专员公署管辖。”上述各县之行政设施,均属陕甘宁边区政府统辖,边区政府之下划分行政督察区,设专员公署,公署辖数县,设县政府,县之下为区,设区政府,区之下为乡镇,设乡镇政府。另一方面,国民党陇东当局在镇原、宁县、正宁、合水、环县、庆阳等县也设置县政府,隶属于第三行政专署管辖(专署设于西峰镇),并在各县区组训保安队,编组保甲。至此,陇东各县呈现出双重政权和两种军队共存之局面。

为了遏制中共力量的发展,1938年2月,甘肃省政府拟定了《对付八路军活动实施纲要》,其中强调“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原则,并对共产党领导的民运工作进行多方限制。然而,国民党的遏制政策并未能阻止中共力量的迅速发展,截至1939年年底,共产党已从陕北一隅扩展到整个华北地区,其军队数量也从抗战之初的5万人迅速扩充到20万人之多。中共力量的迅猛发展使蒋介石深感不安,亦促其意识到如不再加紧遏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必将失去对整个国家政局的控制。为此,国民党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一方面下令禁止八路军跨越战区,另一方面纵容和鼓励国民党地方当局与八路军发生摩擦,以此来争夺国共之间的统战区域,遏制中共力量的发展。甘肃省政府对国民党中央的上述意图心领神会。正如甘肃省民政厅厅长施奎龄在报告中称:“国共两党之不能永久合作,凡稍知内幕者无不明瞭。据各方观测,抗战结束之日,即两党清算之时,虽来日之事未可预知,然就以往之情形推测,非无可能。尤应予以限制,以免其发展过速而形成腹心之患。”

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了“限共、溶共、反共”的对共政策。受此影响,国民党甘肃当局对陇东统战区域的争夺亦变得更为迫切。甘肃省政府不仅把“防共”、“反共”列为施政之首要目标,公开在陇东建立“防共线”,还制定了限制八路军活动的“八项方针”和“十二项原则”,同时赋予了第三行政督察专员自行调配各县保安团队及其直接奖惩署内公务人员之特权。

正是在上述原则及政策的引导下,陇东地方当局开始蠢蠢欲动,试图借助地方驻军及保安队力量挑起国共争端,并以极小的政治代价换取对陇东统战县域行政和军事的控制权。据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于1939年4月25日报告称:

(1)七七零团二营教导员江贤如带通讯员二名前往团部,经过义门时被当地保安队扣留,现押至西峰专员公署,并施行百般侮辱;

(2)驿马关南沟农会及自卫队被保安队强迫解散,并捕去农会主任赵天海;

(3)陇东各地依旧阻止八路军购买粮食,并到处声称要消灭三八五旅。

对于陇东当局的“反共”行动,甘肃省政府不仅予以包庇,而且公然指责八路军称:自十八集团军入驻陇东以来,省政府以其系属中央部队,一直都令各地行政机关予以协助,给予便利,希冀军政双方密切合作;不料八路军政工人员却以军队为护符,“任意干涉行政,收买流氓地痞,遍组非法团体,在组织之先既未声请许可及立案,而成立之后又不接受党部指导、政府监督”,县政府为推动政令,只能依法将“非法团体”予以解散,或将“流痞”予以拘捕。不过,上述情事,均为地方事件,省政府既未关注,亦未接到相关呈报。至于消灭三八五旅,拒买粮食等事,绝非事实。因为陇东各县仅有少数保安队,力量薄弱,自卫尚苦不能,消灭更无从谈起。以此看来,“陇东纠纷,肇因于该军逾越职权,破坏行政,钟专员自供职以来,颇识本体,绝不致有意为难”云云。

共产党必欲发展与国民党加紧“遏制”之间的碰撞,使得陇东地区的政治气氛再度紧张,摩擦冲突不断升级。为了筹谋善后之策,甘肃省民政厅厅长施奎龄建议:“对于陇东纠纷,应力使其地方化、严重化,即中央卸责于本府,本府诿之于三区专署,由三区专员会同地方驻军,协同保安队予以抵抗。迨事态扩大,则声请中央制止。似此办理,胜则可驱逐其势力出于陇东,败则有中央出头制止,且有词可假,其结果必不令甘肃省政府退出甘肃,而将八路军调开陇东。‘共党’必当俯首听命,如不服从,则中央即有词可依据制裁。”

对于施的建议,朱绍良深表赞同,并于1939年3月26日电呈蒋介石:陇东形势日趋严重,交涉已无途径,为谋妥善解决,提请如下办法:一、设法调防;二、八路军如反抗调防,则以武力制裁;三、如调防暂难实施,则由专署径令保安队予以相当打击,再由省府收拾。省府认为,如欲限制其力量发展,似宜予以严重打击,使其有所警惕,畏难而止。“惟抗战紧急,国步艰难,大张挞伐,亦非所宜。职意此类事件,应极力使其地方化,即纠纷发生尽可由钟专员按照所陈第三项办法相机处理,较易伸缩,不但中央可诿为不知,本府亦可处于斡旋地位,既不失国际之同情,又可留收拾之地步。”

朱的呈案受到了蒋介石和孔祥熙的一致肯定。蒋介石于5月31日复电称:“所授第三区专员应付八路军机宜甚妥,仍希饬体会力行。”孔祥熙在6月2日的复电中亦认为该计划“缜密周详,至足佩慰,即希督饬所属妥为应付”。

由上所述,随着正面战场压力的减弱和持久抗战观念的延伸,蒋介石开始把暂时搁置的国共关系再度置于重要地位。而抗战以来中共力量的拓展及其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不妥协,使蒋介石企图以恩威并重的方式压服中共的愿望完全破灭,亦促其不得不考虑用其他方式解决中共问题。然而,在抗战正酣之1940年前后,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中国抗战仍不明朗,团结中共,坚持抗战,争取国际舆论同情仍是国民政府的中心工作。蒋介石亦认为“对‘共党’此时当先严密防范,相机制裁”。至于国民党地方政府采用何种“制裁”手段,蒋介石或是知情,或予默许,但基本上属于地方性行为。对于蒋介石而言,只要这类摩擦和冲突能够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并在一定程度上能给中共制造麻烦,限制其力量发展,蒋对这种摩擦行为会尽量保持一种超然的默许态度。

二、陇东事件中国共双方的角色扮演

虽然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存在耿耿于怀,但他们也认识到共产党在边区的各种政治组织,殊非一纸命令即能取消,“宜先加强边区周围各县党政工作,阻其蔓延,并使本党力量逐渐向边区推进,庶达取消目的”。为此,蒋介石于1939年4月28日密令甘肃省政府称:对于八路军“谋割据把持”之企图,应严加防制,“如共产党员在各地有非法行动,并应依法严惩,勿稍宽纵”。根据蒋的指示,甘肃省政府于1939年4月抄发给各县的“消极防制办法”中明确规定:各地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共产党之各种活动,应采取严格防制政策,不可放弃职守,纵然因此发生摩擦,亦不应有所避忌。无论在战区还是非战区,凡未经事前呈准在案,而假借共产党或八路军与新四军等名义擅自组织武装队伍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解散,不得有误。如发现有宣传阶级斗争,鼓动抗租抗税、罢课、罢工,破坏保甲、扰乱治安者,无论其假借任何名义,应一律依法严惩。

可以说,国民党的反共行动,打破了陇东地区原有的权力平衡,而该地区既有的双重政权与两种军队共存之态势,则为陇东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1939年4月8日晚,国民党“三区保安司令部特务队将镇原屯子镇、中原镇、平泉镇等处八路军工作人员先后捕获”。4月24日,八路军“长武部队派一班人护送由西安领来之三营四月份军饷三千元,驴子一匹,文件等物,不料二十四日行至屯子镇,被镇原县长邹介民率领保安队七十余人开枪截击,击伤我方一人,现生死未明,并将三千元及驴子一匹、文件等物,步枪一枝、子弹三十排一并劫去”。对于国民党陇东当局之挑衅行为,中共陇东办事处认为这是“国民党现乘日寇进攻紧急之时,向特区进攻,我们必须采取反攻的防守方式”,并令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向甘肃省政府、西峰镇专署提出严重抗议。

然而,八路军的抗议并未得到国民党省政府和专署的回应。为了防止此类恶性事件的继续发生,陇东军民决定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予以还击。驻镇原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零团三营营长张怀兴在镇远县城加强警戒,镇原形势日渐紧张。国民党镇原县长邹介民“以该县驻军节节威胁,情势严重,电请钟专员设法援助”,而钟“拟抽调驻何家地坑一带之特务队两中队,另由庆阳保安大队附李鸿儒带往镇原弹压”。国民党一六五师九八八团第二营亦于1939年4月20日“奉命调驻镇原太平镇”。

相对于国民党军队的人多势众,当时驻守镇原县城的八路军仅有三八五旅七七零团三营。当闻知国民党军调防消息后,为防止突然事件发生,该营即闭城自卫,严密布防。邹介民见势不妙,乃于4月21日化妆逃出城外,驻于镇原屯子镇。但留守城内的国民党保安队仍于4月25日举行暴动,妄图与城外国民党军里应外合。八路军三营部队果断出击,迅速将其制服;并坚守城池,以待交涉。

就在国民党保安队围困镇原县城之时,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亦借机发难,一再要求八路军驻军退出宁县,并要求将抗敌后援会及所有抗日救亡团体交由该县政府接管。在遭到八路军拒绝后,方振武遂与专员钟竟成密商,将一六五师的三个骑兵连开至宁县,试图以武力驱逐驻守宁县之八路军。1939年4月29日,方振武率保安队、壮丁队七百余人夜袭八路军警备七团汪营,汪营奋起自卫,经过两天三夜之激战,国民党军被击溃,余部被包围在城内之辑宁楼,县长方振武及县府职员亦被困其中。虽然预伏在城外的国民党军乘势攻城,无奈八路军坚守阵地,闭城自卫,宁县局势遂呈胶着状态。

镇、宁事件发生后,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即向钟竟成发出警告:贵专员调集八县保安队,到处绑劫本军人员,抢夺本军火饷,制造武装冲突,处心积虑,已非一日。“今果向本军驻宁县部属开始猛烈攻击,陷抗战于不利,作日寇之先锋,不知贵专员居心何在?”林祖涵亦以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名义向朱绍良提出严重抗议:查陇东镇原、庆阳、合水、宁县、新正五县,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即拨归八路军驻防,与当地民众友军相安无事,“今钟专员故意制造摩擦,杀害八路军人员,又复以武力威胁,企图造成流血惨案,此情形不仅有碍精诚团结,捣乱抗战后方,抑且挑拨友军互相残杀,帮助敌人削弱力量”。

宁县事件发生后,被困于宁县县府高楼的方振武即向朱绍良、钟竟成求助。为了避免触及敏感及牵涉太深,朱绍良令钟竟成负责交涉。钟竟成当即致电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请其径电制止在宁县八路军之非法行动,并由一六五师政治部派成锦前往制止”。同时又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双方派员解决,一切恢复事变前之状态”;

二是“撤除一切战时戒备,开放城禁,准许公务员自由出入县府。所需食品、饮料得自由购置”。

对于上述建议,八路军三八五旅司令部、政治部负责人表示原则上接受。1939年5月中旬,朱绍良派其代表谭季纯与八路军代表王观澜进行交涉。谈判中双方虽拟订了撤围和开启城门的初步办法,但由于国民党军拒不执行,并于5月14日、15日又向八路军开炮射击,致使谈判陷于僵局。无奈之下,谭季纯再赴兰州请示办法,经朱绍良暗授机宜后,于6月26日重返庆阳继续谈判。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后,双方代表于6月29日在庆阳驿马关签订了《镇、宁两县事件初步解决办法》。

经过紧张交涉后,第一次陇东冲突暂告停歇。为了赢取持久和平,避免摩擦再度升级,八路军三八五旅王维舟、耿飚等提出了《陇东纠纷第二步解决之意见》,但甘肃军政当局不仅对提议置之不理,甚至积极策划新的摩擦行动,并对各县政府有组织的“反共”遏制行动给予暗中鼓励和支持。

甘肃军政当局的暗中支持,使陇东地方当局的“反共”行动日趋激烈,且迅速突破了八路军能够容忍之底线。陇东冲突在经过半年的短暂停歇后再度爆发,且冲突的烈度和范围也远远超越了第一阶段。冲突首先在宁县发生。宁县县长方振武为驱逐该县之八路军驻军,于1939年12月10日晚命令保安队及九十七师之一团突袭八路军驻城部队罗营,西峰专署亦派保安队三个中队、军士队一个分队连夜开赴宁县增援。由于事出意外,“罗营损失甚重,该营长且负伤”,仅有一小部突围,退出城外。八路军虽派一营前往援助,但因人数较少,寡不敌众,在国民党九十七师齐团和保安队的联合攻击下,被迫退出宁县。

在宁县事变的刺激下,1939年12月14日晚,镇原县县长邹介民率县保安大队向八路军驻军王营发起攻击,受到王营的猛烈反击,县保安大队被迅速击溃,邹介民等亦被围困在县政府和东城楼。15日,国民党保安队从西峰赶到,占据了南山和东山,国民党九十七师段营亦到达申家塬,并在16日用迫击炮轰击王营机枪阵地,王营被迫退守北山玉皇庙一带。九十七师一团长又亲率两营赶到申家塬,欲对王营实施夹击,因敌我力量悬殊,“王营又以伤亡甚大,突围出城”。

纵观陇东事件发生之经过,其间虽夹杂着国民党地方当局对中共力量发展的疑惧及其对中央意图的主观臆测,但总体上是沿着国民党中央“限共、溶共、反共”的轨道运行,冲突的烈度亦未溢出甘肃省政府既定之“地方化和严重化”的解决范畴。虽然陇东事件经历反复,其烈度亦一次更甚一次,但身处民族危难之际的国共双方均不愿因此而破坏来之不易的合作关系。而冲突期间国共双方谨慎而保守的态度,亦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此时国共两党都不愿看到此种冲突的过分升级。因为国民党的目的只是企图发动一系列小规模的局部性冲突以“遏制”中共力量的迅速发展,而此时的共产党亦坚持只要国共之间的冲突未能冲破中共容忍之底线,仍主张尽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陇东交涉下的国共关系

虽然国民党甘肃省、县政府试图借助陇东冲突以“遏制”中共力量的发展,但这一目标亦只能通过双方谈判来实现。正如朱绍良于1940年1月7日给钟竟成的密电中所言:“双方相持期间,应策动民众团体,将‘匪军’窜扰及地方损失情形随时电呈中央及省府,以明真相,而备交涉。”事实上,自1939年12月宁县、镇原、合水等地发生冲突后,八路军三八五旅也即函电交涉,并对国民党地方当局制造摩擦、破坏团结之行为提出严正抗议。1940年1月5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西安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将这一事件之起因及发展之经过进行了详细陈述,并对国民党陇东当局在此次事件中的破坏行为予以严厉谴责。但朱绍良却复电称“萧之陈述,颇与事实不符”;并且表示此次肇事以及事态之扩大,应由八路军负责。省政府对于此类事件,历来主张和平解决。不过,地方官吏因职责所在,实行必要之防护,省政府亦不能过于抑制。

由上所述,陇东事件不仅是国共之间地方性的军事摩擦事件,更是国民党“限共、溶共、反共”政策的初步实践。因为自1939年后,国民党各种反共文件的出台以及接踵而至的反共摩擦行动,严重侵蚀着国共两党合作的肌体,破坏着国共之间仅有的一丝认同。为了表明对国民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政策的强烈不满,同时对国民党地方当局反共行动提出严正警告,1939年12月25日,朱德、彭德怀等联名通电国民党西北军政当局,严厉斥责其种种不法行为,并期盼国民政府能“念团结之重要,执行国家法纪,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明令取消‘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处理共产党实施方案’,制止军事行动,勿使局部事件日益扩大”。

面对朱德等人之通电,蒋介石却难得糊涂,并不忘将问题推向甘肃省政府,而朱绍良在呈电中亦模棱两可:将陇东事件定性为地方性事件,乃是甘肃省政府处理该事件之既定方针。依据此项方针,所有日常工作之推进,轻微纠纷之处理,一般令饬地方官吏多负责任,省府亦不知所以然。因为此类事件,一是中央未加指示,即是省府,亦不欲多所与闻。而且省县职务各有分野,省府可纠正其过分之行为,而不能抑制其必要之防护。二是八路军“已改编为中央部队,抛弃固有主义,同一国军,何待防制。庆、合、宁、镇为本省辖县,同一省境,何待争夺”。

细读朱绍良之复电原文,其核心不外乎两点:一是借重“中央”名义指责八路军之“越轨”行为,并将陇东事件的责任尽数推向八路军一方;二是将陇东事件的影响尽可能地控制在地方性冲突的限度之内。从甘肃省政府处理陇东事件的原则来看,此时的国民党还不愿意就此扩大事态。事实上,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不愿看到国共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正如毛泽东所说:就陇东事件而言,“陇东九十七师已撤走,程潜、朱绍良在蒋命令下已表示和平”。既然这一时期国共双方都不原意看到冲突进一步升级,那么,如何在双方都能接受的范围内达成必要之妥协,则成为国共双方不断磋商的一个重要命题。

1940年1月9日,何应钦与叶剑英就陇东事件问题进行了初步磋商,但磋商之内容却涉及“边区政府”的管辖范围及其合法性问题。由于谈判双方对于陕甘宁边区管辖范围的分歧较大,叶剑英建议可从长考虑。至于“陇东冲突刻已停止,为使双方更能融洽起见,派王观澜会同前往解决”。

在何、叶谈话中,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是处处忍让,但朱绍良对谈判结果仍不满意。他在致何应钦的电文中表示:“‘共党’问题为国家腹心之疾,此次中央统筹调整,划设专员区,自系迁就事实,暂资过渡。”但在划设之前,必须满足下列两项条件:

一、此次调整,应责令取消共产党设立的“边区政府”及“省政府”,其划设专员区的县份,其县政府的设置及一切措施,也必须秉承省政方针,不得自成风气;而未划入其专员区的县份,更应将一切畸形组织即日取消,由省政府接收整理;

二、此次调整,必须将八路军后方留守部队一律调驻于所划专员区内,不得任意留驻。同时朱绍良还表示,兰州国际关系日形复杂,以距离“共党”愈远为愈妙,最好令其退出甘省,而以陕省多划一二县为交换条件。同时,宁、正、镇、固等县之八路军,则必须完全退出,原有部队调驻于所划县份以内,一切“畸形”组织,必须取消,交由省府接收整理,此为最大限度之让步。

由此可见,在陕甘宁边区划界问题上,朱绍良不仅极力压缩陕甘宁边区之辖区,而且对于中共与苏联衔接之陇东各县异常敏感,以至于不惜多划陕境而隔离兰州。至此,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最终拟定出陇东事变后国共在陕甘宁边区一带划界交涉之初步方案。不过,这种交涉方案只能是国民党当局的一厢情愿,因为它是以侵害陕甘宁边区的生存和发展为前提的,而以其为谈判基础的国共交涉必然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

虽然朱绍良对于交涉事宜毫无诚意,甚至认为国共合作也仅仅是权宜之计,但中共中央仍决定派谢觉哉赴陇谈判。谢老于1940年1月30日抵达庆阳,2月12日赴西峰与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代表李学谟进行交涉,并口头商定临时解决办法四点:“一、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二、暂维现状;三、互释被捕人员;四、根本问题俟谢觉哉到兰州与省政府主席商谈解决。”在谈判期间,钟竟成要求驻宁县、镇原的八路军完全撤退,遭到谢觉哉的拒绝。纵观此后事态之发展,则不难发现陇东事件只是国民党“限共、溶共、反共”之既定政策的一次武力尝试,陇东军政当局不过是这一既定方案的具体执行者。即无论八路军在谈判中做出何等让步,在没有完全达到国民党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目标之时,国共之间这种摩擦就不会停止。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迫于形势,亦或有间歇,但也只是暂时的“和平”,因为国共之间的“根本问题”不可能通过当时的谈判而得到解决。

综上所述,陇东事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内外政策转向之后国共之间发生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摩擦事件,这一事件是经蒋介石默许,朱绍良具体策划,国民党陇东当局实际执行的一次试探共产党合作底线的有计划、有预谋的军事摩擦行动,它为此后国民党反共势力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提供了一个试点,亦为国共关系由精诚合作向冲突性合作构筑了通道。事变后国共之间持续的军事对峙,以及交涉的无果而终,迫使国共双方都不得不考虑加强在该地区的军政力量。虽然驻守西北的胡宗南部蠢蠢欲动,意欲强化西北防务,甚至筹划围攻陕甘宁边区的“宏图大计”,然此时的蒋介石仍不愿在陕甘宁边区问题上大动干戈,更不愿因此破坏国共合作、甚或影响抗战前途。正如蒋介石在1940年1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对‘共党’之整个计划:甲、先取守势;乙、不与法律地位;丙、不必交涉。”可以说,蒋的这一想法与此时毛泽东所称之“目前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的认知殊途同归。

不可否认,抗战时期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其抗日之决心都是坚定的,国共合作、共同御侮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其不同者,则是对抗战路线、抗战目的及战后中国构想之互异。抗战年代国共之间擦枪走火的冲突性事件的确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在每一个摩擦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也潜藏着许多不可预测之偶然性因素,如果说类似于陇东事件这样的摩擦行动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一种常态,那么,皖南事变则是这种冲突性合作的一种“异化”。因为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即使国共之间因诸多问题而摩擦不断,但他们均不愿在国难危机之时将冲突升级,更何况在民族危难中内讧,中国人民不答应,美英等国也不会赞同。要言之,日本的侵略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亦削弱了其在中共后方根据地的兵力布局,而国共合作、共同御侮的时代主题更不允许国共两党在民族危难之际大动干戈。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美国对国共关系的干预、欧洲战场的分化组合,以及苏联制约性因素的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基本走向。

作者为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副教授;原文载《史学月刊》2019年第9期,注释从略。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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